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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头到雕塑:中国石雕在现代知识体系下的“点石成金”

    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各大博物馆大量收藏、陈列中国石雕,似乎为一常态;然而在1905年之前,西方世界实际并不认为中国有优秀的雕塑作品。中西方文化中对于“雕塑”地位的认定也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将“雕塑”放入FineArt的神圣脉络下讨论,中国的雕塑则被视为社会底层工匠所造之物,为文人收藏家所不齿(FineArt通常被翻作“美术”,然“美术”一词是借用日语词汇,日文的“美术”一词又是译自德语的“Kunstegewerbe”,在多次转译和使用中产生了较大的歧异。如今应当将FineArt译作“美术”还是“艺术”也并无定论,故下文将直接使用英文)。
 
    那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雕塑为何可以从工匠打造之石,一跃而成艺术家的伟大创作?杜克大学艺术史系阿部贤次(StanleyK.Abe)教授一篇被收于2008年《珍宝重现:哥伦比亚大学赛克勒收藏的中国石雕》(TreasureRediscovered:ChineseStoneSculpturefromtheSacklerCollectionatColumbiaUniversity)的文章,即探讨了上述问题:中国石雕是如何在世纪交替之际被纳入西方的“FineArt”范畴,亦即“雕塑”何以在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体系下成为中国艺术门类之问题。本文以改写阿部贤次教授文章为主,亦融合了一些笔者的其他阅读经验。阿部教授一文为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林圣智老师“墓葬图像专题研究”课的指定阅读文章,笔者在中兴大学历史系游逸飞老师建议与指导下撰写此文,并收入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的“雅俗之间”专辑。
 
    西洋艺术中的FineArt一词是相对于“应用艺术”(AppliedArt)而产生,故西方视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与诗歌为FineArt的五大门类,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金属器具则被归为应用艺术。中国的传统词汇中原本并无与FineArt对应的用語,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从日本引入“美术”一词作为FineArt的翻译,该词汇在日本则产生于1872年明治政府准备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之际。新专有名词的产生并不仅仅代表语言上的革新,也牵涉到中国艺术如何被归入现代知识架构之中的问题。中国艺术原本的门类在西方知识架构冲击之下被打散,尴尬的是,西方于十九世纪末对于中国艺术也尚处于摸索、建构阶段。“雕塑”虽在西方传统下被视为FineArt,中国雕塑却有其特殊性。中国雕塑常在特定目的下由底层工匠制作,就用途而言本当隶属于“应用艺术”,就表现形式而言却属于FineArt。故如何定义中国雕塑,成为一棘手问题。
 
    阿部教授认为,不同于书法、绘画、古青铜器、玉器、瓷器等,中国的雕塑常大规模制造并用于建筑、丧葬、纪念活动等,不被文人收藏家重视。雕塑不被中国收藏家重视的原因有二,其一为创作者地位低下:即便有少数雕塑家被记入史书,大部分雕塑家都被视为工匠而非艺术家。其二为中国收藏家长期以来以铭文拓片为主的、重文字轻图像的收藏方式:虽然雕塑的价值不被看好,收藏家却十分重视石雕上面的铭文,如宋代以及18世纪乾隆年间的金石学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家而非艺术家,他们在研究画像石过程中,注重的也是榜题和铭文。
 
    阿部贤次教授文中以18世纪金石学家黄易(1744-1802)为例,认为他曾游历龙门石窟,却在千千万万佛像簇拥下独对铭文抱持最大兴趣。类似的现象还可以在著名的武梁祠研究中找到,宋代洪适(1117-1184)的《隶释》与《隶续》虽然分别收录武氏墓地的铭文与画像,然巫鸿曾指出宋代金石学家的研究仍是通过释读画像的榜题以确定画像主题,且最为重视的是将石刻与著录于史书的案例进行考证式比较。简言之,无论是宋代或清代金石学家的研究特色都并非艺术史式的研究,他们将图像视为“证经订史”的材料,其对画像的研究基本属于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study)。
 
    此外,这种以收藏、观览拓片为主,以实地考察为辅的研究方式也使西方定义下的“浮雕”艺术被早期中国学者纳入“绘画史”范围;当收藏者将拓本装裱成册后,石刻画像即全然转化为纸本绘画。总言之,中国艺术传统本身即不重视雕塑,而少数学者关注的石刻图像,也被纳入了“绘画”领域而非“雕塑”领域,并且被以历史而非艺术的方式进行研究,这与西方传统大行径庭。